玉米粒过筛一千斤能出多少杂质？
应该出100斤左右吧～看玉米的质量好的话应该少一点
出lO斤左右，因为过去国家收lOO斤粮食扣杂质1斤
近代中国有关农业的所有措施.谢谢！
近代中国农业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与争鸣
―以农业机械化为线索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农业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的以农业工业化为取向和目标的艰难嬗变。工业化是一个以生产方式的变革为实质的经济进步过程。从生产技术层面来看，它是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革的过程。这种变革的最大特征表现在机器和机器体系取代手工工具。 马克思曾经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工业化就是农业机械化，农业机械化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出路，离开了农业机械化，农业工业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以农业机械化为线索研究近代中国农业工业化不但有利于我们把握农业工业化问题的实质和核心，加深我们对近代中国农业转型的理解和思考，而且其中蕴含的思想主张至今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我们今天的农业机械化实践不无裨益。近代思想家就农业机械化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相关论述层出不穷，俯拾皆是，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经济思想史学界，有关农业机械化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是，综观已有的研究成果，大都仅在介绍历史人物农业思想的时候对其农业机械化思想予以简单介绍。这样一来，一方面，割裂了晚清时期和民国时期农业机械化思想的联系性，忽视了不同历史时期农业机械化思想的历史传承性及差异性，不利于我们整体上理解和把握近代农业机械化思想；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大都侧重于过程的描述，没有上升到经济理论的高度，特别是没有把农业机械化放到工业化的视野下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从近代中国农业转型的角度出发，把农业机械化纳入到工业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内，围绕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性、适用条件、实现途径和步骤等方面，对近代农业机械化思想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
一、关于农业机械化重要性的探讨
“农业机械化的意义，非泛指农业生产使用机械之谓，其关键乃在农具的使用，不以人力，亦不假助于畜力，而以动力为发动，引用农具，从事耕作”。 唐启宇在《中国农业问题丛书》中高度概括了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性。他认为，“夫农业机械对于生产及工作之影响有数种。第一增加生产量；第二减少生产费；第三间接改良生产品之品质；第四直接减少农民；第五妇人可从事新工作；第六增加工值；第七增加智力；第八减少工作时间；第九赠进农人之福利。” 在系统梳理史料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近代学者关于农业机械化重要性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实现农业机械化能够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马克思指出，“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 农业劳动生产率指单位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农产品数量，或者是生产单位农产品消耗的劳动时间。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意味着增加单位劳动时间的劳动产出，或降低单位农产品消耗的劳动量。冯桂芬首次提出了“机器垦耕论”，主张采用机器设备发展农业。 他说：“前阅西人书，有火轮机开垦之法，用力少而成功多，荡平之后，务求而得之，更佐以龙尾车等器，而后荒田无不垦，熟田无不耕。”鉴于战乱造成大量劳动力死亡，田地荒芜的悲惨情形，冯桂芬建议中国采用机器进行开垦，“是宜以西人耕具济之，或用马或用火轮机，一人可耕数百亩”。 薛福成比较了中外人口土地比例，指出西欧各国人口密度高于中国，“而其地之膏腴又多不逮中国，以逊中国之地，养倍于中国之人，非但不至如中国之民穷财尽，而英法诸国多有饶富景象者，何也？为能浚其生财之源也。”究其原因在于“机器能以一日之力，成十日之功，一人之力代百人之功”。 张之洞从节约劳动时间的角度阐述了农业机械化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采用机械“一日可兼十数日之程，则一年可办十数年之事”，“百人为之不足，用机器则一人为之有徐”，“一人百日为之不足，用机器则一人为之有徐”，因此，“日愈益省，货愈益饶，民愈益富”。 孙中山从灌溉、收割、垦荒等多个角度阐述了农业机械化，指出“犁田，则一器能作数百牛马之工；起水，则一器能溉千顷之稻；收获，则一器能当数百人之刈。他如凿井浚河，非机无以济其事；垦荒伐木，有器易以收其功。机器之于农，其用亦大矣哉。” 韩稼夫认为农业机械化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相契合。“农场机械化与电气化的优越性惟在工作迅速，适于大量生产，如作物之耕耘收获，各有定时，偶失农时，即肇损失”。 他进一步指出，“农业机械化之目的，在籍大马力之耕作机为大规模与高速度之作业，庶可以用极少数之农业劳动者，耕种极大面积之农场”。
从经济学上讲，生产函数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体，不同的要素组合代表着不同的技术形态。农业生产引入机械要素意味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巨大变革，生产技术变革的直接后果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可以推动机器的发明和使用，促进“物质资本”的积累。因此，从更深层次看，农业机械的发明和使用是劳动分工日益深化和细化的必然结果，是劳动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劳动资料的外化形式，而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
（二）实现农业机械化能够提高土地利用率
农业的本质是人类利用生物机体的生命力，把外界环境中的物质和能量转化为生物产品，以满足社会需要的一种生产经济活动。 因此，农业对土地有严重的依赖性，土地利用率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业产出的多少。土地利用率是可耕种的土地面积占全部土地面积的比重。在全部土地面积既定的条件下，提高土地利用率意味着增加可以耕种的土地面积。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个地方的地形、地势、水文、气候等呈现出较大差异。受各种因素影响，近代土地荒芜的情况非常严重，土地利用率很低。梁启超指出，“今以中国之地，养中国之人，充类尽义。其货之弃于地者，岂可数计。蒙盟各部，奉、黑、吉各省，青海、西藏、苗曰各疆、琼澳各岛，其万里灌莽，未经垦辟者不必论，……其荒而不治之地，所在皆是。” 因此，针对因自然条件恶劣引起的土地利用率过低现象，梁启超大力倡导机器垦殖土地，增加耕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孙中山以抽水机为例，论述了农业机械化对开垦荒地、增加粮食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中国的许多荒地之所以无法耕种，原因不是农民不愿意耕种，而是因为那些荒地地势太高，没有水灌溉。倘若“用机器抽水，把低地的水抽到高地，高地有水灌溉，便可以开辟来耕种”。
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国情，也是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利用农业机械提高土地利用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因此，这种发展农业的思路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更为重要的是，利用机械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思想与传统的通过垦荒提高土地利用率的观点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是农业集约化经营的一种形式。而传统垦荒方式仅着眼于土地面积的增加，本质上是一种依靠增加土地耕种面积增加农业产出的粗放式经营方式。
（三）实现农业机械化能够为工业化提供农业剩余
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展开了一场有关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的激烈争论，形成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理论观点，其中一个共识就是农业的发展是工业化的前提和基础，农业能够为工业化提供粮食、原料、劳动力以及市场等。陈宰均指出，“工业原料大半仰给于农。农产未振，工必不能充量发达。皮之不存，毛将焉傅（附）”。 在强调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发展根本途径的同时，吴知指出农业机械化是实现粮食和工业原料充足供应的保障，“非特制造业要尽量工业化，就是农业也要尽量工业化。农业乃食粮及工业原料品生产事业的一种，近来已由自给自足而变为企业化。故中国为维持发展农业及求得丰富而价廉的食粮和原料品起见，农业也非依工业的组织和方法充分利用科学和机器的力量而工业化不可”。 韩嫁夫从劳动力供给方面阐述了农业机械化对工业化的影响。他指出，“在工业化进展之初期，农场劳动不感缺匮，而农村剩余劳动力且可籍工业之勃兴为之吸收，如工业化发展至相当成熟度，则工商等业发生吸收农业人口之现象，自必逐渐显著。此种困难，必赖农业之生产之机械化以解决之。” 韩稼夫的言论表明，在实行农业机械化的情况下，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从而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要素。
上世纪40年代，张培刚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从粮食、原料、劳动力、市场、资金等五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农业对工业化的重要作用。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发表了《经济增长与农业的贡献》一书，提出农业部门对经济发展具有产品贡献、市场贡献、劳动力要素贡献以及外汇贡献等，并由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笔者认为，近代学者就农业机械化对工业化影响的论述一方面体现了他们对工农业关系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国民经济结构的整体把握，另一方面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只有变革农业生产方式，实行农业机械化才能持续地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客观地讲，近代学者关于工农业关系的论述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养分，间接地促进了发展经济的产生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前，在西方经济主流思想的影响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了重视工业、忽视农业的工业化战略，导致了农业的衰败和工业化进程的中断，最终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历史从另外一个方面证实了近代学者思想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四）实现农业机械化能够弘扬经济民族主义精神
传统农业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生产部门具有三个重要经济特征：第一，以人力和畜力为主要动力的耕作方式，具有千年不变的高度稳定性；第二，在以粗放耕作为特征的生产方式中，农业劳动人口的边际生产率很低；第三，保持着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的传统自然经济状态，因而其农产品商品率也很低。 与中国的传统农业经济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经济已经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很高，农业生产呈现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因此，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中国传统的农业处于全面的落后和被动之中。唯有实现农业机械化，才能与外国资本主义展开竞争，弘扬经济民族主义精神。薛福成指出，西方国家采用农业机械“必有人所能造之物，而我不能造者。且以一人所为之工，必收一人之工之价，则其物之为人所争购，必不能与西人之物相抗也明矣。……自是中国之民非但不能成货而与西人争利，且争购彼货以自供其用，而厚殖西人之利”。 对此，康有为也深有同感，西方国家“田样各等、机车各式，农夫人人可以讲求”，而中国的农业机械无论在数量、质量、规模上，还是在实际利用效果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机器不盛，永无与各国竞争之时”。在中国近代史上，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张之洞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从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再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奔走呼吁、殚思竭虑。农业机械化思想从经济的角度为我们描述了一幅抗击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弘扬民族精神的美丽画卷。
二、关于农业机械化适用条件的剖析
一个国家获得农业生产率和产出迅速增长的能力，取决于在各种途径中进行有效选择的能力。如果不能选择一条可以有效消除资源禀赋制约的途径，就会抑制农业发展和整个经济发展过程。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程表明，作为一种技术形态，农业机械化受到诸多因素的约束和限制，农业机械化能否成功实质上依赖于这些要素的实现程度。近代学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农业机械化的适用条件进行了阐述：
（一）农业机械化以农业劳动力稀缺和劳动力价格昂贵为基础
作为一种新的技术形态，农业机械化本质上是物化劳动取代活劳动，必然对农业劳动力产生重要影响。换一个角度看，就是在农业劳动力满足什么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实施农业机械化。对此，近代学者进行了相当充分的论述。冯桂芬是中国提出采用西方农业机器耕作的第一人。 他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出发，指出“我中华向来地窄民稠，一用机器，佣赴者无所得食，未免利少而害多”。所以，他建议“以今日论之，颇非地窄民稠之旧，则此器不可常用，而可暂用也。” 王韬指出尽管农业机械化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中国贫乏者甚多，皆借富户以养其身家，一行此法，数千万贫民必至无所得食，保不生意外之变？如令其改徙他业，或为工贾，自不为游惰之民，而天地生财，数有可限，民家所用之物，亦必有时而足，其器必至壅滞不通。”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进一步明确了农业机械化的适用条件，“土地虽饶，尤赖人力。……其地旷人稀者，则借资于西国机器，以补人工之不逮。” 韩稼夫阐述了农业机械化的四个先决条件，其中第二个是“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之比率已降至一定限度之下，已无法纯降人工从事种植”。 唐启宇不仅意识到机器排斥劳动力的问题，而且为劳动力的转移指明了方向。“夫机械若果比人工为经济，一时间农人失业为苦，在所难免。若失业之农人能移赴西北垦荒或赴工厂作工，使其生活进步，则真国家社会之福也”。 针对舆论大肆宣扬农业机械化的状况，中美技术合作团在其报告中明确指出，农业机械化不仅不适用于劳动力资源充裕的国家，而且不适用于水田等农作区域。“中国在某一区域不能对设备大量投资，尤以农场劳力过剩之时为然。多处农田不能充分增大以适用大型机械，水田更属无法利用巨重之器械。”
尽管有些学者指出，近代思想家关于农业机械化的论述反映了他们的保守态度。 但是，笔者认为，他们的论述恰恰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农业机械化适用条件，正确地回答了中国当时是否应该实行农业机械化的重大问题。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和美国经济学家拉坦共同提出了诱导性技术变迁理论。该理论指出，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导致了要素价格的变化，而要素价格的变化导致了技术进步的变化，最终实现了廉价的要素对昂贵的要素替代。在土地充裕而劳动力缺乏的国家里，农业劳动力的相对价格较高，农业技术的出现是对劳动力的一种有效替代，这种技术被称为劳动节约型技术。相反，在劳动力充裕而土地稀缺的国家里，土地的相对价格较高，农业技术是按照替代土地的方向发展的，这种技术被称为土地节约型技术。依据该理论，农业机械化是典型的劳动节约型技术，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力要素价格过低的现实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走上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模式。因此，在工业化思想成为近代社会主流思想的时候，近代思想家在农业机械化方面保持了一份难得的清醒和冷静，是非常值得肯定和赞赏的。
（二）农业机械化以土地规模经营为前提
“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态、资本的社会积累、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 农业现代化的一般发展过程是：变革封建性的小农经济，变小农土地经营为大土地经营，自此基础上实行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使农业生产转移到现代物质技术基础上来，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力。变革小农经济和变革生产技术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基本阶段或基本内容，后者的变革以前者的变革为基础。因为小农经济是与自然经济相联系而与社会化大生产相对立的。 因此，土地规模经营是实施农业机械化的重要前提。对此，近代思想家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麦孟华认为农业机械化生产方式是与大规模的农业经营状况相适应的，因为“若用新机而田亩不广，则阡陌界错，旋转费时，所事无几，不尽其用，所得之利，不敷租工，泰西机器之利，所以亦独厚于大农。” 严复说：“谓民日蕃众，非汽耕不足于养，而汽耕又断不可用于小盯散畦之中。” 汤寿潜建议在屯垦过程中“详加相度，其有沟渠圩闸易于修复连成片段之田，会同地方官酌量价买，或给岁租代为垦治沟田，耕种刈获，便于施用机器。” 根据民国八年农商部的统计表，唐启宇指出“农场如此之小，何从望其为利益之经营”。同时，“地积不成一片，东鳞西爪，碎块甚多，形状甚不规则，来往耕种，耗费时间，故耕种之际不能用机器而必用人力手工也”。
从经济学上讲，农业机械化以土地规模经营为前提是实现规模经济的客观要求。所谓规模经济，指的是在技术水平给定的条件下，单位产品的长期总成本随着产量增加而减少时的一种生产状态。由于农业机械化技术是一项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农业机械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很高。因此，在土地规模经营的条件下，随着农产品数量的逐步增多，单位农产品分摊的农业机械成本逐步降低，最终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农业机械化以土地规模经营的思想深化了我们对农业机械化的理解和把握，推动了我们对土地所有制以及土地流转机制的认识。
（三）农业机械化以工业的进步和繁荣为依托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说：“在任何经济社会中,农业和工业之间总保持一种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虽然在经济演进的过程中,其方式屡经变异。” 他指出，“在产业革命以前的一段时期里，农业改革曾经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但产业革命之后，工业发展对农业的影响显然大于农业对工业的影响。假若没有制造农用机器的工业供给必要的工具，农业的机械化是无从发生的。” 在阐述工业发展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时，近代学者的论述非常深刻，颇具有发展经济学的魅力。韩稼夫以列举的方式为我们生动地描述了工业对农业机械化的作用和影响。他指出“农具材料与工具之应用，随工业发达而日有进步，现代农田工作，均赖新式机械以节省人工，言布种则有播种机，言灌溉则有吸水机，言收获则有割禾机、打谷机、割禾打谷两用机、采棉机，言调制则有筛选机、干燥机，言动力则有曳引机，而农场所需之榨乳、分酪、喷药制以及蔬菜、水果、乳产之加工无不惟机械是赖，此均机械制造工业发达遂有以致之”。 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指出，“推广改良农具于农民，必须大量廉价供应，方能收实效。农具制造必须设厂，在设厂初期，私人企业不能获利之前，应由政府负责提倡奖励，以助其成”。 它进一步具体指出，“农业机械化时间应该是比较的，如机械成本及劳力供求等各种因素，皆需予以考虑。” 除此之外，学者还从燃料方面阐述了工业化对农业机械的影响。“目前农用发动机之使用，实感燃料之昂贵与缺乏，尚能大量制造国产低廉燃料（如各种植物性代汽油等），则燃料问题可迎刃而解”。 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指出“任何一国若器械动力所需之燃料油头之大量生产，或易以低廉价格购得时，决不能应用大量动力机械”。
笔者认为，之所以说工业的发达和繁荣是农业机械化的依托，一方面是因为只有工业才能为农业提供机器设备，为实施农业机械化提供可能；另一方面只有发达的工业才能为农业提供廉价的农业机械，改变农业机械、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的相对价格，真正实现农业机械化。“机器采用的数量，既要看机器的物质效能，同时也要看它与农产品以及劳动力在价格上高低的比较。……..一般来说，机器应用程度的变化，与农产品价格及劳动力价格的变化，是同一方向的；而与机器本身价格的变化，则是相反方向的。”
（四）农业机械化以提高农民的素质为保障
英国经济学家哈比桑说：“人力资本…….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是被动的生产要素；人是积累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建立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并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主动力量。显而易见，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发展人民的技能和知识，就不能发展任何别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讲，农民素质的提高是实施农业机械化的重要保障。关于提高农民素质，近代思想家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第一，破除农民保守落后的意识形态，塑造农民接受新机器的心理。陈炽主张改革传统农民的保守落后心理，“惟天下农民，大都愚拙，安常习故，不愿变通，又恐舍旧图新，利未形而害已见，此中外古今之通弊也。” 张之洞认为要大力宣传农业机械的优越性，破除农民对农业机械化的隔膜感和排拒感，让农民从思想意识上接受农业机械化技术。“要在切实劝导，使民间晓然于机器之妙用，实能兴利，决不至或夺其利”，一旦农民了解机器的功能，“自能闻风仿效” ；第二，设立农业学堂，通过教育使农民掌握农业机械技术。舒尔茨指出，新技术能否在农业实践中推广不仅取决于农民对新技术利弊的权衡，而且有赖于农民对新技术的理解和掌握的程度，也就是客观上取决于农民掌握新技术的能力。因此，要兴办教育，普及农业机械化知识。张之洞指出，“然化学非农夫所能解，机器非农家所能办，宜设农务学堂。……行而有效，民自从之。” 韩稼夫指出，“使用此类机械之先决条件，一为农场面积已扩大至不能用人工耕种之限制，二为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之比率已降至一定限度之下，已无法纯降人工从事种植，三为机器制造工业十分发达，农业用机械可以自给，四为国民教育发达，一般农民能具有机械化的头脑”。
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主体是最活跃、最富有创造性的要素。劳动者素质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劳动资料的种类和劳动对象的范围。因此，舒尔茨指出，向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改造传统农业有效途径，“没有大量的人力投资，要取得现代农业的成果和达到现代工业的富足程度是完全不可能的。” 笔者认为，近代学者的论述表明他们认识到任何生产活动都是劳动主体、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相互结合，片面强调农业机械技术的进步而忽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注定要失败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言论启示我们，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任何脱离劳动主体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严重缺乏自然资源，日本在发展农业之初就将教育视为国家优先考虑的事项，对农民教育进行了大量投资。可以说，日本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农民素质的提高。
三、关于农业机械化实现途径的论述
四、关于农业机械化实现步骤的分析
5、近代农业机械化思想的现实启示
土地革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流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