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立陶宛北部的十字架山有什么意义？
十字架山是立陶宛北部城市希奥利艾以北12公里处的一个朝圣地。其确切的起源无人知晓，不过据认为第一批十字架是1831年11月立陶宛人反俄起义后，放置在从前的一个军事掩体处。几个世纪中，前来朝圣的天主教徒在这里安置了许多十字架，以及巨大的苦像、立陶宛爱国者的雕塑、圣母雕像以及数以千计的小型雕像和玫瑰经念珠。2004年十字架的数量约有100,000个，2015年已超过200,000个！
在几个世纪的历史中，这个地方已经成为立陶宛天主教徒以和平方式忍耐所面临威胁的象征了。1795年第三次瓜分波兰立陶宛联邦以后，立陶宛被并入俄罗斯帝国。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在1831年和1863年两次反抗俄国的起义，都未能成功。这两次起义与十字架山的起源有关：由于家人无法找到造反者尸体的位置，他们开始安放象征性的十字架。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东欧原有的政治结构土崩瓦解，立陶宛再次宣布独立。十字架山成为立陶宛人为和平、为国家、为立陶宛独立战争期间失去的亲人祈祷的地方。
1944-1990年期间，这个地点又获得了一层特殊的意义，立陶宛被苏联占领后，立陶宛人持续不断地来到十字架山，留下十字架，用以证明他们仍然忠于原来的身份、宗教信仰和传统；成为进行和平抵抗的象征。尽管苏联政府非常辛苦地搬走新的十字架，并至少三次（包括1973年he 1975年的两次尝试）用推土机推平这个地方。甚至有传言说当局计划在附近的河上修建一座水坝，这样十字架山就将淹没在水底。十字架的数量大约有100000个。
1993年9月7日，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访问十字架山，宣布这是一个盼望、和平、爱与牺牲的地方。2000年，附近创建了一座方济各会修道院，修道院内部装饰有表现圣方济各在拉维纳山身体上出现圣痕的绘画。这座山仍然无人管理，因此人们可以随意在认为合适的地点自由地安放十字架。一块石碑上刻着教宗的讲话：“感谢你们，立陶宛人，因为这座十字架山向欧洲国家和全世界见证了这块土地上人民的信仰。”
二、推土机的行走是靠液压泵(液压马达)吗, 以山推D85为例? 挖机也是靠液压泵?
不一定，老式推土机是靠机械传动（如东方红75、东方红100、上海120推土机等）挖机应该都是靠液压泵传递动力的。因为挖机驾驶室和发动机随时需要旋转，用机械传递行走动力比较困难所以一般都用液压泵传递动力。
对的，都是用液压
现在山推生产的推土机都是靠齿轮传递动力，挖掘机是液压马达
是的，都是靠液压泵，带动减速齿，一般履带式的机械，行走都靠液压泵。挖掘机全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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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别拉斯的简介
是世界大型的矿用汽车专业生产商之一，产品包括矿用自卸汽车、装载机械、重型运输平台、散料运输拖车、飞机牵引和轮式推土机等，生产流水线作业、设备先进、自动化程度和生产效率都较高。前苏联解体后，归白俄罗斯共和国所有。
在全球的矿山设备市场上占据了约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曾是前苏联最大的矿山专用运输设备生产企业，为前苏联提供了大量的矿山和大型土建运输机械，对于具露天采矿和大型工程建设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独联体、俄罗斯市场上的占有率达到96%。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可以说是全球同行业品牌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它所生产的各类设备除供应前苏联及后来的独联体各国外，还大量销往了遍及欧洲、亚洲、北美洲、南美洲和非洲50多个国家，我们国内至今仍可以看到其品牌的部分矿用自卸车驰骋在矿山企业中。
四、大中里的往昔印象
平凡清洁工
清晨5点，天色微亮，酣睡一夜的人们尚在享受最后的安宁，寂静的弄堂里已然响起了一阵“唰唰”声。
是“大中里”的清洁工阿跷在打扫垃圾箱，他的出现，宣告了“大中里”开始新的一天。阿跷本名袁德海，但除了唯一的大哥坚持称他“德海”，“大中里”人人叫他“阿跷”。出于尊老的传统观念，称呼一个右脚残疾的70岁老人“阿跷”，非常不礼貌，但阿跷从不介意这个称呼，因为他知道，“大中里”人人给他几分面子。这是上海旧式里弄的一个特点，称呼不能代表什么，对某个人的尊敬是靠时间积淀，并通过行动来体现的。
“我这活儿别人干不了。”阿跷话里透着了然于心的自豪。每天清晨，“大中里”的垃圾箱一片狼藉，石门一路沿街的小饭店趁着夜色将垃圾随意扔在那儿。阿跷要赶在人们起床前将垃圾箱打扫干净，用水冲净路面，随后锁上垃圾箱的门，只留下两个门洞用于居民丢垃圾。与垃圾箱相邻的厕所，是“大中里”唯一的卫生设备。老式的里弄住宅没有抽水马桶，也没有几家合用的水厕，只有一个公厕，供所有住户倒马桶和痰盂。
阿跷锁上垃圾箱大门的同时，还得打开厕所里专供倒马桶的小隔间。这个隔间只在每天早晨6点至10点对外开放，“不能整天开着，人太多了，粪便倒多了要铺出来。”做完这些，阿跷一天的工作才算真正开始。他拿出晚上锁在隔间里的椅子，放在垃圾箱斜对面的石库门前，安静地坐着。他的工作是盯着垃圾箱和厕所，防止人们为了图方便将垃圾扔在外头，或是某些男人图省事儿、在小便池里大便。阿跷要这样独自坐到晚上6点，风雨无阻。冬天里，他就裹着民政局领导视察时赠送的棉大衣；夏天日头毒，居委会给他一把伞，他就这么一整天地撑着，遮挡阳光。
现在“大中里”的年轻人，弄不清阿跷坐在那里做啥。就如出生和成长在“大中里”、后又出国留学的舒浩仑，他始终认为孑然一身的阿跷喜欢坐在那里看进进出出的人们，同时义务充当“大中里”的保安。2002年，留学归国的舒浩仑得知“大中里”要拆迁的消息，扛起摄像机拍下了一部关于“大中里”、关于石库门文化的人文纪录片，取名《乡愁》，阿跷是其中一个人物。
“一个月就两百块，还要受气挨打，外地人干不了。”阿跷说，因为扫得干净，他曾被调去上海电视台边上的青海路，本地人不愿意接替阿跷的活，居委会就找了个外地人。但没多久对方就不干了，因为“大中里”某些居民在乱倒垃圾时，气焰还很嚣张，看到陌生人值勤，不但不买账，有时还会起冲突。“我坐在这里，‘大中里’的人都给我几分面子，住在这里的外地人看我年纪大，也会听我的。”于是阿跷又被调回来，继续充当垃圾箱和公共厕所的守望者。
大中里之晨
6点之后，安静的“大中里”顿像苏醒了一般，热闹起来。这片石库门布局非常整齐，从空中俯视，分弄与主弄的排列像是一个横过来的“丰”字。解放前就搬来这里的老人说，这是英国人提高效率的方式，把弄堂造得笔直，治安人员一眼就能望到底。
说“大中里”是个中西合璧的“混血儿”并不为过。1925年，“大中里”所在的静安区是英租界，作为一个英国房地产商的开发项目，这片石库门里弄也因此拥有了西式风格的雕花门楣、联排别墅式的布局。英国开发商深谙中国人的居住习惯，于是每一栋石库门都是传统江南民居的翻版：天井、前后客堂、前后厢房、亭子间和晒台。“从建筑角度讲，石库门堪称精华。”长期致力于古城保护的同济大学城市与规划学院教授阮仪三说，石库门既能体现西式住宅的规划理念，又保有中式民居的建筑风格，“从当时的居住条件来看，是非常舒服的。”
恐怕当时建造“大中里”的开发商，怎么也不会想到，那条在当时为了便于管理而造得笔直的主弄，早已演变成一条充满生活气息的社区马路。主弄自北向南，依次排列着菜摊、鸡蛋摊、肉摊、水产摊，还有卖早点的。在他们面前来回穿梭的，是穿着睡衣、满脸倦容地端着痰盂走向公厕的女人，还有那些赶在上班前挑菜买肉的男人。
“永平爸，来碗小馄饨。”骑车的中年男子跳下车，冲着包馄饨的老伯喊。永平家的早点摊正好位于主弄的中点，摆了十多年，设备很简单：一张圆台面，六七把裹着破麻袋的靠背椅。74岁的永平爸负责包馄饨和收钱，退休前在国营饭店做厨师的永平妈负责煮食。早点式样很简单，小馄饨和汤面，夏天再增加一款冷面。舒浩仑拍《乡愁》时光顾过永平家的早点摊，但1972年出生的他更怀念小时候的那家国营早点摊。每天早晨，人们拿着茶缸排队买豆浆，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熟练做着上海人早点食谱中的“四大金刚”：大饼、油条、糍饭和豆浆。
那时的油条半两一根，为了方便人们买早点，上海特制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半两”粮票，以至于当时来沪的外地人，把这当成了上海人小气的一个例子。等候小馄饨的中年男子招呼着身边过往行人，“阿婆，买菜啊。”“嗨，上班去啊，不吃早饭啊！”男子津津有味地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寻找熟人，毫不在意小馄饨何时端上桌。直到身边食客越聚越多，男子的注意力才开始回到圆桌。“你们知道当时四季酒店后面那些房子，拆迁时每个人拿多少钱吗？”“听说是三十多万，我们这里就隔了一条街，凭什么少了十多万。”吃着面条的食客含混不清地回答。
自打动迁组进了“大中里”，拆迁、赔偿就成了早餐桌上不变的话题。安贫乐道的“大中里”像是突然面对一场灾难，对未来的不可知引发的惶恐从每日的早饭开始。这群本无足够经济能量购置新房改善居住条件的普通人，在面对搬迁时不得不考虑如何为自己寻一处安身之所。围成圈吃早点的人热闹地议论着，像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直到吃完起身、互道再见时，才发现根本叫不出对方的名字。
“永平爸，收钱。”食客将两元钱递给老伯，老伯伸手接过，塞进兜里，又用同一只手包起了馄饨。不过，在“大中里”没人会质问永平爸不讲卫生，哪怕是那些略有洁癖、端着自家饭碗来装小馄饨的人。
思愁亦不泯
舒浩仑的儿时记忆与陆芸的儿时记忆完美地进行了时空对接。陆芸是陆家阿公的外孙女，得知“大中里”要拆的那一刻，外公愣了半晌，外婆眼里泛着泪光，从小在“大中里”长大的陆芸无意中发现了《乡愁》，于是决定买张碟给家人一个惊喜。
陆芸出生在1981年，在她的记忆里，上海同样发生了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陆家是所有亲戚心目中的殿堂。每逢五一和国庆，住在浦东的亲戚带上土产赶到陆家住下，只为了观看节日里的游行，孩子们则一早搬着小板凳在晒台上抢座位，以便能更清楚地看到节日烟花。陆家的优越感持续到了九十年代浦东开发的一刻。浦东地价陡增，亲戚们一夜暴富，做起了房产开发商，便绝少出现在“大中里”。有个亲戚过节探望陆家阿公时，忍不住说：“这房子太破了。”“可我还是喜欢这里。”陆芸留恋“大中里”生活的厚重和质感。在日本公司工作的陆芸曾带一些五六十岁的日本朋友参观“大中里”，看到厨房里的灶头和屋里的马桶，他们兴奋不已地说：“我们也曾经那样生活过，真令人怀念。”
陈佳立和陆芸同年，出生在静安区另一处石库门群落――庙弄。八年前动迁后，庙弄原址上竖起了一座霸气的购物中心。陈佳立记得小时候和同伴跑去百乐门边乘凉，看着车来车往，如今新兴社区的孩子，只是在网络上构建一派虚拟的友谊世界。
舒浩仑想在“大中里”放映一次《乡愁》。他的乡愁，既来自于故乡“大中里”的消失，也是对石库门生活方式行将终结的悼念。毕竟，“大中里”呈现的是被光鲜外衣遮蔽了的最原汁原味的上海生活。石库门随风而逝，依附其上的上海历史和文化，也将凋零或消失。“如果可能，我还要请些模特在弄堂里走秀，你不觉得，那个年代的石库门弄堂，就是T型台的雏形吗？”舒浩仑的记忆中，每逢夏日傍晚，乘凉的男人们赤膊睡在躺椅上一字排开，这时若有个穿着时髦的年轻女子走过，无数包含带着欲望和艳羡的眼光齐刷刷地射过来，年轻女子的步履变得更婀娜，哪怕她已被一些女性长辈唤做“小妖精”。
“每个阶层都能从石库门里找到自己的文化梦想，他的痛苦悲伤和他的记忆。”上海文学批评家朱大可，曾在一次关于“工人新村与石库门谁更能代表上海”的辩论中说，石库门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早期的资产阶级能在这里找到昔日的梦想，过去大杂院里的市民也能从这里找到曾经的记忆，尽管记忆里面充满了很多痛苦的东西。石库门是混合了上海人爱与痛的产物(注：工人新村是1951年上海市政府从苏联引进的，解决了上海三百万产业工人的住房困难。当时能住进“工人新村”的都是劳模和先进工作者。研究城市文化的学者把工人新村看作上海在一个大时代的缩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空间化，并据此认为形成了上海人的一种性格：比较制度化，比较容易被管束)。
前两个月，北京前楼附近的胡同连片被铲，一群民间人士自发冲向胡同里拍照，每天与推土机比速度。舒浩仑发了封邮件给他们，“虽然大家怀念的实物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过往传统的回忆和悼念。”这种眷恋和怀念，不仅仅局限于北京人和上海人，甚至已经远远超越了胡同、石库门等有形建筑物。在广州媒体工作的刘先生曾经打算将年幼的女儿送回江西老家上学，他说，这是因为“那些看似经济发展滞后的地方，更加完整地保留了传统”。只是，这一想法终因妻子舍不下爱女而作罢。
刘先生说，只要想起老家的房子和土地，心里就有了底气，不像他曾接触过的一些上海朋友，当从小居住的老房子被推土机推倒后，一段活生生的记忆被连根拔起，人也显得浮躁。老刘在欧洲看到那些保留了近两百年的破房子仍被使用着，明白这是人家城市化运动进行到一定程度后的觉醒，于是他做了一回有心人，购买新房时没有出售原来的住处，“我的女儿出生在那里，成长在那里，等她成年了，能去老房子找回忆。”
三毛曾说，少年的她每当看到世界地图上撒哈拉沙漠那一片赤黄的时候，心头总会泛起一种乡愁，于是终于有一天她背起行囊，哼着“不要问我从那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家园。而近年来在全国兴起的读经运动、国学热和海外汉学热，抑或同样有迹可寻？余光中的一首“乡愁”，曾经感动海峡两岸30余年，那是台胞甚至是海外华人共有的思乡之情。而多年之后，余光中才慢慢意识到，他的乡愁其实是对包括地理、历史和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国的眷恋。
6月25日，《乡愁》在上海虹口区图书馆公映。那天下午，看完片子的人们走在街上，默默地将镜头对准了虹口区老街上的房子。作为嘉宾出席放映活动的陆元敏是上海著名的影像记录者，曾出版过苏州河与石库门的影集。在拍下一张堆放着杂物的石库门屋子时，他说，很多年后，那些已经生活在宽敞整洁楼房里的人们，应该会被这张照片打动，进而引发对逝去岁月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