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楚辞这本书有啥价值？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汉书・地理志》）。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见《汉书・郊祀志》）。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离骚》这篇代表作的构架，由“卜名”、“陈辞”、“先戒”、“神游”，到“问卜”、“降神”，都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对楚辞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如前所述，春秋以后，楚国贵族对《诗经》已经相当熟悉，这成为他们的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他们“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这一节论述，正确地指出了战国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形成的影响。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以南方民歌为基础，采用楚国方言创作了一种新的诗歌体裁――楚辞。屈原的抒情长诗《离骚》，具有浪漫主义风格，是楚辞的代表作，楚辞因此又称为“离骚体”。楚辞受楚地歌谣的影响很深。楚歌的体式和《诗经》不同，不是齐整的四言体，而是每句长短不一，句尾或句中常用“兮”字作语气词。这也是楚辞的显著特征，阅读时不可不注意。楚地盛行的巫教也影响了楚辞，使楚辞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楚辞充满奇异的想象和炽热的情感。诗人在表现情感时，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人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比如《离骚》由“神游”到“降神”，都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这是楚辞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中原文化对楚国的影响在楚辞中也有明显的痕迹。《九草》中的《橘颂》全诗都用叫言句，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看作《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这种影响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民族融合过程的反映。“骚”，因其中的作品《离骚》而得名，故“后人或谓之骚”，与因十五《国风》而称为“风”的《诗经》相对，分别为中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鼻祖。后人也常以“风骚”代指诗歌，或以“骚人”称呼诗人。如：荆轲的《易水歌》，就采用了这一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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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刘向辑录的《楚辞》是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和骚体类文章的总集。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成为继《诗经》以后，对中国文学极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
三、还有哪些除《楚辞》之外的楚辞？
《楚辞》之外的楚辞：有些楚辞名作没有被刘向收入《楚辞》一书中。比如有宋玉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賦》、。《对楚王问》等五篇作品。我们可以在萧统编的《文中找到这些作品。楚歌：楚地的民歌。这种民歌的特点是句式长短不一，歌中常用语气词“兮”: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流传下来的有刘邦的《大风歌》、项羽的《垓下歌》等。
《离骚》的题旨，司马迁解释为“离忧”；班固把“离骚”解释为“遭忧作辞”；王逸则把“离骚”解释为“离别的忧愁”。这三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总之，这是屈原在政治上受到严重挫折之后，面临个人和国家的厄运，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是一个崇高而痛苦的灵魂的自传。
《离骚》从第一句“帝高阳之苗裔兮”开始，诗人用大量笔墨，从多方面描述自我的美好而崇高的人格。他自豪地叙述他是楚王的同姓，记叙自己降生在一个吉祥的时辰（寅年寅月寅日），被赐以美好的名字，又强调自己禀赋卓异不凡，并且叙述自己及时修身，培养高尚的品德，锻炼出众的才干，迫切地希望献身君国，令楚国振兴。
诗人自我的形象，代表着美好和正义。“党人”是同诗人敌对的，代表着邪恶。他们只顾苟且偷安，使楚国的前景变得危险而渺茫，还“内恕己以量人，各兴心而嫉妒”，“谓余以善淫”，诬蔑诗人是淫邪小人。诗人受到沉重的打击，却更激起了诗人的高傲和自信。他反复用各种象征手法表现自己高洁的品德，同时再三坚定地表示：他决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而妥协从俗，宁死也不肯丝毫改变自己的人格。
而后诗人在想象中驱使众神，上下求索。他来到天界，然而帝阍——天帝的守门人却拒绝为他通报。他又降临地上“求女”，但那些神话和历史传说中的美女，或“无礼”而“骄傲”，或无媒以相通。诗人转而请巫者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给予指点。灵氛认为楚国已毫无希望，劝他离国出走；巫咸劝他留下，等待君臣遇合的机会。
于是，诗人驾飞龙，乘瑶车，扬云霓，鸣玉鸾，自由翱翔在一片广大而明丽的天空中。在幻想中，正当诗人“高驰邈邈”的时候，“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离开故土，既不能改变自己，又不能改变楚国，那么除了以身殉自己的理想，以死完成自己的人格外，也就别无选择。
《离骚》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异彩。诗人以炽烈的情感、坚定的意志，追求真理，逍求完美的政治，追求崇高的人格，至死不渝，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九章》由九篇作品组成：《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 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
《九章》的内容都与屈原的身世有关，这与《离 骚》相似。在《九章》中，《橘颂》的内容和风格都比较特殊。作品用拟人化的手法，细致描 绘橘树的灿烂夺目的外表和“深固难徙”的品质，以表现自我优异的才华、高尚的品格和眷恋 故土、热爱祖国的情怀。在描写过程中，诗人既不黏滞于作为象征物的橘树本身，又没有脱离 其基本特征，从而为后世咏物诗的创作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
其他篇章，多为屈原在放逐期 间所作。《涉江》是屈原在江南长期放逐中写的一首纪行诗，诗中叙写作者南渡长江、又溯沅 水西上、独处深山的情景，其中的风光描写最为人称道。楚辞中这类风光描写，成了后代山水 诗的滥输，屈原也被推为我国山水文学的鼻祖。《哀郢》作于秦将白起攻陷楚都以后，屈原在流亡中，亲眼目睹了祖国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心情沉痛，写下这首诗，哀叹郢都的失陷。
《怀沙》是屈原临死前的绝笔，诗人一面再次申说自己志不可改，一面更为愤慨地指斥楚国政治的昏乱，表现出对俗世庸众的极度蔑视。诗人希望世人能够从自己的自杀中，看到为人的准则。《九章》的大部分都反映了屈原流放生活的经历，这些诗篇善于把纪实、写景与抒情相结合，以华美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写出复杂的、激烈冲突的内心状态。
《天问》是一篇奇文。它就自然、历史、社会以及神话传i兑，一口气提出172个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在当时已经有公认答案的，但诗人并不满足，还是严厉地追问，想找到新的答案。比如堯舜，在当时已被儒家奉为偶像，在《离骚》、《九章》中也被反复当作理想政治的化身来歌颂，但在《天问》中，他们仍然不能逃脱深刻的怀疑。
《九辩》是宋玉的代表作，它明显受到屈原的影响。《九辩》中袭用或化用《离骚》、《哀郢》等作品中现成语句 的地方共有十余处。《九辩》借悲秋抒发“贫士失职而志 饮酒读《离骚》明陈洪绶不平”的感慨，塑造出一个坎坷不遇、憔捽自怜的才士形象。《九辩》的哀愁，主要是一种狭小的、压抑的哀愁，基调是“惆怅兮而私自怜”。
宋玉的文才，他的怀才不遇的遭遇，他的见秋景而生哀的抒情模式，都影响了后世标榜清高而自惜自怜的文人，写出许多伤春悲秋的诗文。